“党主立宪”说引发的宪政思考
章立凡
 

　　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，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，拖了二十来年，议题终于摆到了台面上，可算是一大突破。但很快有理论家直白宣称，政改的模式应定位于“一党执政，党主立宪”。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中国大陆唯一的执政党，从这个前提出发，执政党主持立宪顺理成章。　
　　执政党主动接受宪法的约束当然是好事。我的困惑在于：“党主立宪”很容易让人联想起“君主立宪”，虽然同一个“主”字被汉语赋予了不止一种词性，但主语的定位没有变化；例如君主立宪可以有“君主——立宪”和“君——主立宪”两种读法，这就难免引发歧义。
　　
　　君主立宪制（constitutional monarchy）是舶来品，或可解读为立宪君主制，即康有为所说的“虚君共和”。照康氏这句话来解释“党主立宪”，理论家们肯定不同意，因为我们不能照搬西方民主，因为中国共产党“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”。
　　西方的东西搬到中国肯定变味。大清末年朝廷迫于内外压力，宣布“预备立宪”，1908 年颁布的《钦定宪法大纲》 开宗明义，第一条规定“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，万世一系，永永尊戴”；第二条为“君上神圣尊严，不可侵犯”；此外还有“用人之权，操之君上，而大臣辅弼之，议院不得干预”；“统率陆海军及编定军制之权……凡一切军事，皆非议院所得干预”；“皇室经费，应由君上制定常额，自国库提支，议院不得置议”等等，同时还设定了议会的其他权限及臣民的言论、著作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等自由。1911年颁布的《十九信条》除重申皇统“万世不易”和皇权神圣不可侵犯外，增加了一条“皇帝权以宪法规定为限”，算是一点微小的进步。
　　君主立宪是要用宪法约束君主的权力，而清廷的立宪方案，首要保护的是皇帝的特权，既不同于西方君主立宪式民主，也不是康有为概念中的“虚君共和”。满清弥留之际组成了“皇族内阁”，因为只有自家子弟才靠得住。那套假宪政方案尚未实施，大清就灭亡了。
　　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以后，先后颁布过七部宪法或宪法草案，其中除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》和《天坛宪法草案》外，全都宣称“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”，其实徒托空言。北洋军阀搞的是“军主立宪”，而“党主立宪”的发明权，应当归功于“以党治国”的国民党，1946年召开的国民大会，名义上结束“训政”，还政于民实施“宪政”，实质上维护的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，因而被舆论称为“包办国大”。通过最后一部《中华民国宪法》后仅三年，国民党就被赶出了中国大陆。
　　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，曾提倡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”，要求“政治民主化，军队国家化”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，主张成立民主联合政府。相关的诸多论述和承诺，恕我不在此一一重复了。
　　1949年由各民主党派和进步阶层组成的新政协，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，组成了联合政府。新国家和新政权的合法性，来自新政协通过的大宪章——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》，无论从文字上还是在联合政府组织形式上，新民主主义宪政的理念都得到了体现。《共同纲领》现在依然有效，但作为共和国建国的法理依据，其崇高地位在今天却常常被忽视。
　　继《共同纲领》之后，共和国在1954、1975、1978和1982年，先后颁布过四部宪法。1954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序言中，首次出现“中国共产党领导”的内容，此后在宪法上一直沿用至今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，在58年的岁月中不断强化，历经“反右”到“文革”，“联合政府”的概念，随着1972年最后一位党外部长傅作义的去职，就已不复存在。1989年中共中央下发《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》（中发[1989]14号文件），共产党被确定为“执政党”，民主党派的地位由联合政府成员变成了“参政党”。这一政治体制上的变化，是个历时40年的渐变过程，至今尚未在宪法中加以表述。
　　孙中山在解释“政治”的意义时说：“政就是众人的事，治就是管理，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”。由于“主权属于国民全体”，政治当然不是“管理众人”，而是受托管理“众人的事”，故国民党时代制定的宪法，皆有“受全体国民之付托”、“无负国民付托”等内容，比起封建帝王“君权神授”、“代天临民”之类的霸道话语，可算是一种纸面上的进步。也许有人会指出这是“资产阶级民主”，但毛泽东也有“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？是人民给的”等教导，共和国的三部宪法中，都有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”之条款。民主是普世价值观，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。
　　或许有人会说，执政党管的是政改，立宪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事。此话听之有理，行之维艰。据我所知，如同党政分开在实际上很难做到一样，目前政改与立宪也难以分家。《共同纲领》曾规定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”（包括“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”），但至今全国人大代表的产生方式仍是“遴选”，代表的提名要经执政党有关部门的认可，而中国共产党已经“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”。照此推理，则裁判员系由运动员选派，不免陷入“党大还是法大”的老怪圈，人大存在的意义又成了悖论。
　　从造反的革命党到谋求社会和谐的执政党，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86年。早在58年前建政之初，“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”的错误思想就受到过批评，在今天看来，更是一种历史上王朝更迭的“血酬”观念，无从摆脱历史周期律的支配。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和修改后的党章，都有党“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”的内容和规定。政治体制改革，要改变的就是天然有权“管理众人”的过时观念和制度。公民的参与和监督是宪政的应有之义，包办代替式的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前途。
　　民主是个“好东西”，也是一种普通常识，历经半个多世纪，如今被理论界重新发现了。“党主立宪”也不是新发明，国共两党在20世纪皆已奉行。若将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指向宪政，究竟应该谁主立宪？君主？党主？既然在法理上承认了主权在民，答案当然是——民主立宪。
　　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7年11月5日  风雨读书楼